我国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课题和新要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以2021年实施“十四五”规划为开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使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许多重大课题，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影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加速演进阶段。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安全等各方面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这些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无疑会加大我国发展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难度，对社会治理和平安中国建设带来多方面不利影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许多国家肆虐，其发展趋势对世界各国和对我国的影响尚难预料，加之人类社会进入风险频发的严峻时期，社会治理如何做到预为之谋和化险为夷，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影响。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舒适、效率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引发许多新的经济社会问题，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线上线下社会交融，经济社会领域中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概率加大。如何适应这些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关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战略课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于2020年1月通过国家验收。“中国天眼”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投入运行以来已取得发现逾240颗脉冲星等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2021年4月，“中国天眼”将对全球科学界开放使用。 中国科学院供图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从社会主要矛盾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多。从发展内涵看，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高质量发展，实现更有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需要有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从社会结构演变看，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全方位变化，深刻影响和变革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将不断提高，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加快演进；城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城乡结构进一步深度调整，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快加深，老龄人口会继续增多，而且少子化趋势日益明显。从现代化生产力趋势看，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条件催生的新业态、新职业、新生产生活方式，使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呈现新变化；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智能社会、现实社会建设多向交融互构，整个社会运行的虚拟化和风险性进一步加大。如何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新阶段这些新特征新变化，迫切需要研究解决许多重大课题。中国新冠疫苗上市以来，世界多国积极采购，给中国疫苗投下“信任票”。图为2021年1月16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机场工作人员卸载首批中国新冠疫苗。新华社发 普雷德拉格·米洛萨夫列维奇/摄新老矛盾交织叠加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影响。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各种老问题与新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些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如果不有效遏制，不仅会导致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贫富鸿沟，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表明，我国仍缺乏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全面认知，预判风险、应对危机能力有待提高。如何提升非常态化的社会风险处理水平和危机应对能力，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彻底改变，加大了受众获取高质量有效信息的难度。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两者在互动过程中重塑社会伦理，使得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方法在互联网社会空间难以奏效。这些都将对未来社会治理提出一系列两难处理的重要课题。综合以上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研判，可以看出，我国新的发展阶段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以下新要求。一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自觉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而且是关联甚至是决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进程的重要部分。我们应该从更有力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的影响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坚持落实国家安全观，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要提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性。社会治理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政治安全清明、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安乐康宁。应该用大社会观、大建设观，全面加强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建设，使社会运行中的各种风险、矛盾、问题、需求等全面进入治理范围，从而使现代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的综合性治理。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图为2021年1月14日，在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大型机械正在从集装箱船舶上卸载货物。 人民图片 王健民/摄三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性。协同性是社会治理内部有机联系的必然要求。尤为重要的是，要正确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第一，协同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秩序与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维度和有机统一的目标，两者只有协同推进，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运行。在实践中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顾此失彼。第二，协同维稳与维权的关系。一般地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只有注重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必须努力实现维权与维稳相统一。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第三，协同服务与管控的关系。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提供社会服务，解决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体的需求问题。同时，施之以必要的规范化管控和行为约束，只强调管控而不改善服务，就违背了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要把搞好服务与管理统一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第四，协同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根本保障，必须全面厉行法治；德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灵魂和根基，必须切实强化德治；自治是基层社会运行的基本依托和方式，必须真正实行自治。应当使三者有机联系、相互统一、协同运行，不可把三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四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性。创新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是需要勇于创新。要准确地把握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实现由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至关重要的，是围绕坚持人民至上和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治理体系，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更加注重激发社会力量、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着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凝聚力、更显公平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五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社会治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社会治理，又有地区和市域的中观社会治理，还有城乡基层、企事业单位和家庭的微观社会治理，各层次、各方面社会治理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同时，社会与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各领域也紧密关联。必须用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统筹谋划、分类指导、周密组织，使各个层次、各方面、各要素系统互动、相互促进，整体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六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性。要着眼于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更加注重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切实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本领，不断增强和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着力解决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着力坚持常态化治理与应急性治理的有机衔接、有效应对。因此，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看制度的系统性程度和成熟性程度，更要看制度是否管用，能否有效解决未来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能否有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发展进步。这应成为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成效大小的最重要标准。
作者：魏礼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
文章节选自《前线》杂志2021年第3期，原标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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